第四，就现在金融机构的属性而言，其资金构成已非彻底的国有财产，而是由许多其他性质的资金参股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很多金融机构中，国有资金居于控股地位。

将改革这一描述性的语词做成一个最高规范性的原则，这需要非常复杂的理论功夫，但笔者在书稿中没有看到。文章来源：《法律书评》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由于最根本的政治敏感性，党的领导与宪法的关系一般很难进入学术市场，但人大至上与宪法至上的争论却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如在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中，梁慧星教授就是以人大至上为由否认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违宪评价效力，从而排除物权法草案违宪的可能性[xvii]，这与翟小波博士的全国人大高于宪法以及普通法律可以修改宪法的主张如出一辙。但是，由于中国宪法的实施问题涉及中国宪政的根本性认识和制度安排，笔者必须在本文中进一步展开上面已经简要提及的关于翟小波博士宪法民主化研究若干缺陷的批评。这些制度改革都不抵触党的领导与人大至上，因而是值得研究和实践的。翟小波博士的宪法民主化研究过分强调代议机关的核心作用，没有很好估量某种中国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于宪法日常人民性建设的意义，同时又有意遮蔽了党内决策的宪法性正当程序需求，显得十分单薄与片面。2008年底在北航的一次法学沙龙上，高全喜教授将与宪法的民主化接近的政治宪政主义置于革命和成熟的司法宪政主义的中间环节，很有启发意义。

尽管有上述不足，但笔者以为对一位刚届而立之年的中国年轻的宪法学者而言，能够有如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贡献已经显属不易，特别是其提出的公议民主和程序正义的理念和相关制度框架对于人大制度的改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以宪法民主化反驳宪法司法化，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规范性对立。这就涉及前面所说的最高立法原则，比宪法更高的高级法，高级法也是一种权威，它同样规约了人民的立宪权。

这才是宪政问题的核心所在，或者说政治改革的方向所在。总之，我想政治宪法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理性来化解革命，通过吸纳各种知识，来实现我们理性建构的问题。这就是说，权力与权威的二元分立，可以有效地防止欧陆宪政中权力与权威的一元化。政治宪法学所关注的宪政框架的构建，能够纾解社会矛盾，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革命。

由此，不论是现实的宪法事实，还是宪法文本，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基于此，我们能够看到，如果我们讲党的代表性，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的两个先锋队性质统一起来讲，怎么统一呢，就是将我们党理解成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关于人民意志建构的理论在我的博士论文《人民、权威和基本权利》中有系统的论述。

霍布斯说，一定要有了统治者，才有人民，没有统治者的时候，没有人民。所以说，宪法治理的思维预设和要求，只有通过社会秩序的理性建构，才能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第五点才是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现在的中国，是立宪过程已经过去了，还是未来要立宪？您现在把政治宪政主义提出来，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影响，并且对未来有一个期望。

高老师的理解好像是，通过这样一种君主立宪，可以让社会危机不至于进一步恶化，可以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它原来是专政体制，随后增添了权利条款。陈端洪： 大家讲到中国的专政向宪政转型，实际上在经济改革之初、开始讲法治的时候就已经启动，而不是今天。当前的宪法是一个多样性的宪法，陈老师解释的宪法只是一部分人理解的中国宪法。

我们之前总是讲政治体内部人民怎么出场，这个问题不用担心了。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经典性分析，英美宪政与欧陆宪政的重大区别，乃是欧陆宪政权威与权力是一元的，但美国宪政继承了罗马共和国的传统，罗马的传统是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元老院，美国宪政则演化为权力在于人民，权威在于宪法。

第二点，我们观察大陆的宪法事实会发现，过去三十年中，它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也严重地偏离了宪法文本。国民从社会的不同角度、层面关注公共事务，关注共同的制度安排，他们相互沟通、辩论、博弈，最终形成一套彼此接受的规则和程序，这就是立宪。

当然，政治宪法学之所以是宪法学而非政治学，就在于其除了在科学意义上完成原则描述之外，更主要的任务在于处理原则层面的冲突，提出关于中国宪法之根本法原则的关系理论，在此基础上整理并整合此类关系冲突处理的宪法性机制与程序，这也是戴雪的宪法学的核心工作。绝对主义讲主权者——臣民的对应，宪政讲公民自由和权利，实际上个体怎能不是臣民？给你戴高帽子的同时也顺服了你。没有错，两者在概念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放在中国现状下来判断，很可能转型的说辞只是一个话语策略。我不能说对宪法表面肯定或第一眼肯定，人家马上会说你是实质反对，多看一眼就否定。我觉得革命不仅是危险的问题，而是社会革命这条路子，它已经结束了，以它胜利或者失败的方式终结了。两个代表怎么分，司法怎么切割出去，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崇明： 陈端洪引进卢梭的理论，是为了解决官民矛盾可能导致的政体解体的问题，也就是说要通过不断重申人民主权和人民出场的权利来解决官民矛盾问题。天安门的城墙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而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何尝不是在希望他们的国家万岁，何尝不是希望不要再出现革命，何尝不是希望人民神不要再出场？这样看来，宪政这样一种智慧，这样一种技术，任何统治者都应该加以利用，为什么我们还害怕？我们有什么理由害怕？我认为宪政就是一种技艺（art），是一种治国术。

以上是我的基本理解，现在谈谈我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的宏大叙述上面的。

我在马上要出的《现代国家的立国之道》第一卷里讲到，一个国家其实可以粗略地分为几个领域：首先是人们的精神秩序，比如神的问题、信仰的问题，然后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机制，最后才是宪制的问题，权力怎么分割，如何进行重新装配这些问题。我想，执政党有这个与时俱进的意识。

君主就是现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精英，由这个君主自上而下搞出一套新宪。而这才是人民主权在制宪权问题上的实现途径。现代政治建立在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普遍性的、平等的个体权利诉求必然要通过普遍性的国家建构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看出这个构建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是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

道理很简单: 一个共同体存在多重宪制，则每一个宪制都不是自然而正当的，而必须接受审查。告别传统之后的中国却缺乏这个基础。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社会的缺席。这个模式要回应的问题可能要比深圳等经济特区的问题更加根本。

所以我毫不担心中国人民会不会出场，因为已经出场了。国家的权威必须统一，但国家权力必须分立。

那么如何转型？英美经验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高全喜在《美国政治的秘密》里提到，美国的历史中有前宪政的经验。第二点，我对高全喜和陈端洪的政治宪法学虽保持敬意，但也有一点质疑，似乎你们过分狭隘地理解宪法这个词。建国、制宪的过程是非常政治性的过程。这意味着政治宪法学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它处理的不仅仅是国家和主权的问题，而是要提供一种理解政治的方式。

在此背景下，经由北京法政学界的高全喜、陈端洪等人的竭力推动，一种政治宪政主义与政治宪法学的法政思想和自由宪制框架逐步兴起，在活跃宪法学术思想、促进宪法学专业内部对话、辨析政治宪法学路径、引导宪法学回归中国问题的同时，也日益引起国内政治学界、政治思想史学界研究力量的关注。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革命的道路已经终结了。

高全喜老师是对这几条根本法有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然后提出修宪改宪。因为国家一旦建立，人民就已经被代表了，人民代表现身也就是人民现身。

当代大陆有自己的宪制。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已经到了终点。